全国两会闭幕，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对城市发展的要求：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加上之前提出的新基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城市发展再次引发关注。
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如何？城市、人与产业的关系是怎样的？产城融合的困境与方向在哪里？城市宜居宜业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发展空间又有多大？近日，《中国建设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CSC）联合主任孔鹏，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热点话题，深度剖析城市发展新逻辑。
未来城市的解构——通过孪生空间和数字化的高效运行、按需分配
在孔鹏看来，解构未来城市，重点要探讨城市的本质逻辑、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以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三大问题。
“城市是一个看似不大实则很大、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事。”对于城市的本质逻辑，他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表示，要实现美好生活，宜居宜业，达到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环保等全面发展，均要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上。其次，要弄清楚城市、社群、社会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孔鹏认为，城市是空间节点的组合。建筑和社区都是空间，把这些空间当做节点，用网络连接起来。其中的连接线是交通、通信、能源、市政。这些连接线链接的是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废物流，由此构成一个网状结构。想象一下城市就是一个空间组合的网状形态。
对于社群，他分析表示，社群其实是把人当做一个节点，被各种社会组织关系联系起来，包括家庭、公司、学校，兴趣爱好等，分散的个人节点通过关系连成网络，构成了社群。
“社会是社群节点和空间节点的一种映射关系。”在孔鹏看来，什么样的城市宜居宜业，用相对量化的抽象概念来理解，就是怎样的社会关系的映射更有效率。
“而这个映射是由三点来决定的。”他续称，第一是所有空间节点的节点能力和节点信用，够不够强，能否让大家信任；第二是连接和印证效率，所有的这些空间节点和人之间的印证关系、和社群之间的印证关系是否有效率？这决定了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第三是主观感受，也就是在人们使用这些空间节点、实现社群联系的过程中，感觉是不是“宜”。“所以综上，主观上感觉到舒适，客观上高效就是城市所谓的‘宜’了。”孔鹏说。
他进一步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说道，“全国两会提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其实是立足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的新城市化的国土空间形态以及经济发展战略。”
在孔鹏看来，城市是一个以消费为核心本质的场所，而产业包括农村、工厂、产业园，是以生产为本质的场所，这两种场所本质上是不同的。“最初阶段城市是被乡村拱卫着，所以它是一个城乡两级的结构。乡村作为生产主体，城市作为消费主体，城市的消费主体里面又体现为贸易主体、金融主体，再加上生产要素，从而形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结合的一种国土组织形态或者叫做经济组织形态，而这样的组织形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正在发生演变——就是由城市被乡村供养，变成了城市被城市供养，因为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变成了城市。”
孔鹏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建立，未来城市的健康发展，最终要回到这几个问题上：第一，要在顶层设计上考虑城市的分工定位；第二，要在城市的规划中考虑职住平衡；第三，要在经济的规划中考虑第三产业的占比和发展；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空间和环境承载力，这决定了一个城市能承载多少人口、多少产业、多少贸易量、多少周转，所以也不能无穷无尽的加杠杆，发展好的城市一定是这四个维度都平衡的城市。
对于城市的定位和分工，他解释道，哪些城市处在城市生物链的顶层，解决消费贸易金融问题；哪些城市在下一层，解决的是产业，以生产要素为核心功能。然后通过这种城市分工，形成城市分类：有生产型城市、贸易型城市、金融型城市、综合型特大城市。城市的定位决定了它相配套的产业是什么。“因此，要注意的是，要形成一种产城融合的结构，就要结合它的城市分工和城市类别，与它的资源禀赋和政策引导都是相关的。”孔鹏说。
就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我们处在城市链的哪一环？我供给谁？谁供给我？这里面又有一个供求关系，如果用贸易来讲，就有一个贸易顺逆差关系。”同时，在产城融合中要靠更加发达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服务业是供给和消费同时发生的，是一个无烟产业，它构成了城市的主体，所以越是大都市，它的第三产业就越发达，占比越高。
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在60%，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进程中，城市化率平均以一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对此，孔鹏认为，“未来要达到发达国家的80％，至少还有20个点的空间，这20个点的空间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巨大纵深和调整空间。”
这个空间和纵深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意味着产业和城市之间的重新动态平衡。“换句话说由农村拱卫城市，变成城市拱卫城市，这就是城市群的状态。”
孔鹏进一步表示，因此，我国在城市发展和空间形态组合上的后发优势还是存在的。我国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还有空间，城市化率还有空间，我国人口分布还可以重新调整，产业结构还可以重新匹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未来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我们的优势还在数字化维度上可以同时进行布局，物理空间加速发展的同时，通过数字化孪生新的物理空间，包括数字新基建的铺设，智慧城市等。通过孪生空间和数字化的高效运行、按需分配，在新一轮战略布局中有机会走到国际前沿。
产城融合的思考——“城即是产、城外有产、以城融产、以产兴城”
“你们能导入哪些产业”、“你们能否导入更有吸引力的产业”、“你们能否就产业和税收作出具体承诺”——这已成为近年开发商跟政府勾地所必须面临的“灵魂三问”，不少开发商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所谓的“产业地产”战略转型。
“产业事关一个城市的就业、税收、人口导入、活力等方方面面，于是引入产业，打造核心产业优势成了许多城市发展的主要突破口。”在孔鹏看来，一个区域能够有效进行产业聚集，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就是地方的资源禀赋是什么？它决定了该地方在城市中的位置。第二是政策支撑是什么？能不能通过政策引导带来产业。第三是营商环境如何？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政府的节点信用是不是够高。他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解释道，“如果节点信用很低，人流、物流、信息流都会绕着走，这个节点就被空置了，最后导致空心化。”
孔鹏认为，无论是产业禀赋还是政策支撑、营商环境，说到底都是政府的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政府的做法是，与产业地产商合作，卖给地产商土地，有了钱以后买一些优质产业，通过这些产业支撑来实现经济发展。”在他看来，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城市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政府最根本的工作，靠开发商是根本做不到的。”
同时开发商也需要做调整，孔鹏认为，“如果想成为一个产业地产开发商，就要认真对待产业，既然挂羊头，就要看到羊肉的价值，不能挂着羊头去看狗肉的价值。开发商能调动的产业只有自己的下游产业链，因为你是甲方，你肯花钱买，但是问题在于能买多久，是不是可持续。”
他总结表示，所以在做产城的重新动态平衡中，有巨大的空间和后发优势。“但是现在以偏懒政的产业地产形式，很容易造成在这一轮布局上的巨大资源浪费。”
孔鹏认为，要想利用好这巨大的空间，并将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要满足三个要素。
其一，回到城市发展的理论上，要对城市分级以及分类要有清晰的认识。他解释称，“现在是一个什么能级的城市，未来想成为什么能级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的类别是什么？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在生态链中的位置很重要。同时要考虑资源禀赋是什么，政策支撑是什么。”
孔鹏进一步表示，差异性的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就会形成差异化的比较优势。“现在南方的先进性会大大的大于北方。这很大的程度上跟南方的产业禀赋、跟人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大的是机制和认知的关系，是全体系的认知而不是少数干部。”
第二要素是内向性。在他看来，就是城市要融合的产业、要建的开发区跟城市的关系首付匹配，产业是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外挂？“正如上文提到的，作为一个城市的运营主体——地方政府——不能懒政。地方政府要基于产业禀赋设计政策支撑，打造营商环境，最后去筛选相关产业，或者引入有机的产业。这与‘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是同一个道理，水土匹配很重要。”
第三要素是三产和营商环境的打造。孔鹏以鹤岗为例解释称，鹤岗是一个生产型城市，没有三产，缺少生活、教育、医疗配套，慢慢就会没落，因为它不可持续。“所以如果想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就不能让城市与初级资源深度捆绑，因为资源总会耗尽，所以在这点上，需要城市管理者认真思考与设计。”
“但是现在的政府管理制度很难有跨周期的思考。”他认为，现在所有的顶层设计还是偏空间规划，对于站在大数据视角上的综合战略制定较少，“而这个东西如果缺了，对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有影响。”
在孔鹏看来，现在提出的“新基建”，以数字化赋能智慧城市，是很好的契机，“数字可以驱动的东西很多，甚至可以驱动一座城市，一个城市的动态平衡和未来资源的匹配和发展。”
“城即是产、城外有产、以城融产、以产兴城”，他对《中国建设报》记者说，这是他一直以来在研究和实践的核心策略。
孔鹏表示，“绿色数字人居”既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又做为一种科技手段，是未来人居空间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基建”。据《中国建设报》记者了解，2019年住博会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正式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绿色数字人居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的战略合作协议，政、学、企联手推动人居环境绿色发展。
想要达到真正的产城融合，孔鹏总结为三个“需要”：策略的实施需要勇气，勇敢地去达成“绿色数字人居”的产业使命；需要定力，笃定的去拒绝“产业灵魂三问”背后的短期利益诱惑；更需要智慧，要能面向智能新时代，利用数字科技结合规划建筑，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百姓、企业、政府利益平衡的增长点。
